她與張愛玲齊名,中年卻淪為保姆,接連喪子喪女后,96歲體面離世

2020-04-28 11:05 評論數:

  2013年5月7日,梅娘告別人世。

  女兒柳青說,媽媽走時沒有痛苦,非常安詳。

  這是一個欣慰的結尾,對于苦難了大半輩子的梅娘來說,沒有痛苦的離開,人還是體面的。

  倔強的生命為她保存了最后一絲尊嚴,但她黯然蒼白的人生,依舊讓人忍不住傷感。

  或許不止一個故事告訴我,從一個女人身上傾聽苦難,都是會哭的。

  但沒有一段歷史告訴我,從一個女人身上感受歷史,是會滲出血淚來的。

她與張愛玲齊名,中年卻淪為保姆,接連喪子喪女后,96歲體面離世

圖 | 梅娘

  才情——美麗與哀愁

  1917年,梅娘出生在長春,那時候還沒有梅娘,只有孫嘉瑞。

  她的父親孫志遠是一位平民子弟家庭出身的商業巨子,因經商游歷四方,思想新潮開放,沒有重男輕女的腐朽觀念。

  梅娘4歲的時候,父親就為她聘請了家庭教師。富裕的生活和滿滿的父愛,讓梅娘一度錯覺地認為她就是家里的全部,但沒想到,所有的寵溺也僅限于父愛。

  那么,母愛呢?

  關于媽媽,她也很疑惑。

“我抱著小的純真的女兒心去和娘親近, 她總是不愛理我 , 跟我說話的時候扳著臉, 生氣的時候就罵, 我沒看見過娘的笑臉。”

  后來,聽慣了深宅庭園的閑言細語,她才后知后覺,原來“娘并不是親生的”。

  她的生母,已經在她2歲時被正室趁著父親外出經商趕出了家門,最終因神秘死去而被冠以自殺了事。

  毋容置疑,后母對她的冷漠,延續了對妾位生母的恨之入骨。

  這是梅娘的一大不幸,所以她起筆名“梅娘”,聽起來有點土味淳樸,但實際上是取自諧音“沒娘”的意思。

  盡管“沒娘”的童年已經足夠哀怨,但人生的糟糕亦未停止。

  15歲時,父親孫志遠因為抗日不得志而抑郁去世。她的世界瞬間崩塌,偌大的家族中,沒有父親的庇護,每 一個角落都容身艱難。

  幸運的是,在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的社會中,多虧了父親讓她讀書,她的人生從而不止眼前的“三從四德”。

  梅娘的文學才華天賦異稟,11歲報考吉林省立女中初中三年級時,她憑借一篇500字的作文《論振興女權之 好處》使教員大為震驚,驚嘆此女童文筆犀利,思想超前。

  再至16歲高中畢業時,梅娘已在名師孫曉野的指導下,出版了自己的作品《小姐集》,彼時堪稱神童。

  1942年從日本留學歸國后,梅娘受聘于北平《婦女》雜志,文學成就再次推向巔峰,創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水族系列小說:中篇《蚌》《蟹》,短篇《魚》。

  同期年末,北平一家書店與上海《字宙風》雜志聯合舉辦了一項名為“誰是最受歡迎的女作家”的讀者調查。

  結果,上海的張愛玲與北平的梅娘并列第一,于是便有“南玲北梅”之說。

  張愛玲有句名言說“出名要趁早”,而那時的梅娘,也不過才22歲。

  不過,不知是不是因為年少輕狂,當時的梅娘并不欣賞與自己并列的張愛玲。

  她不喜歡張愛玲的作品將人生看得千瘡百孔、陰郁黑暗。或者說,她更希望張愛玲的筆下不僅僅只有豪門家族間的勾心斗角,恩怨情仇。

“我盼望能在張愛玲那如椽的大筆中,看見奮發圖強的女俠,看見女人們在新的主義中獲得新生。可她讓我看到的是曹七巧、是流蘇。我一點也不喜歡流蘇,更憎惡曹七巧。”

  正如她自己所追求的寫作道路那樣,“我們當時處境是那么難,之所以想要寫,并不是想當作家。出發點是:社會那么黑暗,對女性是那么不公平,應該打破那種現狀。”

  當然,俗話說“文人相輕”,張愛玲對梅娘也并無好感。

  1995年初夏,梅娘在美國逗留,曾托朋友聯系張愛玲,很想見上一面,然而得到的回答卻非常干脆:“陌生人一律不見!”

  僅僅幾十天后,梅娘接到了張愛玲的死訊。她孤獨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,梅娘黯然感嘆,慚愧道:“我尚未達到她的高度,愧對并稱”。

圖 | 張愛玲

  錯愕——多舛的預兆

  是否愧對并稱,讀者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。但在人生選擇上,兩位才女,卻有著不能相提并論的遠見。這么說,當然是因為張愛玲孤獨死去的結局并不比梅娘凄涼。

  梅娘有著個人無法逃避的命運,10歲剛過,她就成為了淪陷區的“子民”。自然地,她的作品也誕生在淪陷區。她獲得的獎項叫“大東亞文學獎”,榮耀的背后,無疑與當局殖民政府有著說不清的曖昧。

圖 | 領受文學賞的梅娘女士

  與梅娘一樣,在上海淪陷區大紅大紫的張愛玲,處境同樣尷尬。

  “南玲北梅”,她們都在同一背景下成功,然而卻奔向了不同的未來,

  張愛玲在1950年參加完上海第一屆文代會后,就嗅到了不祥的氣息。

  她的動作是那樣的迅速,匆匆去了香港,再移民美國,此生都沒有再踏故土。

  上天是公平的,梅娘也有機會走,而且她已經走了,但遺憾的是,她又回來了。

  1948年,梅娘曾隨到臺灣做策反工作的丈夫赴臺,兩個女兒也接到了身邊生活。一家四口其樂融融,她腹中還孕育著胎兒,一切美好的畫面都在溫馨中期待著。

  但在離亂年代,無數家庭都上演著悲歡離合,梅娘身在這片土地,無法拒絕這一際遇。

  她的丈夫柳龍光在去往臺灣時乘上了彼岸無法抵達的太平輪,死于海難。

圖 | 梅娘與丈夫柳龍光

  驚聞噩耗時,梅娘正站在冷雨中的臺灣海峽岸邊。雨水冰冷,打濕了眺望的眼眸,海風刺骨,吹散了凌亂的頭發,一切意境,都為她的厄運而襯托。

  此刻迫在眉睫的不是悲傷,而是生存。她面臨著需要獨自一人擔起兩個女兒以及一個將要出生嬰兒的責任。

  厄運并非沒有許多安慰,失去丈夫,她仍有妥善的選擇。

“未來只需我跨出另外一步,我只要委身于任何一個已經向我提出邀請的富紳,便可立時解決,像過去我娘、我姐姐那樣吊在男人腰帶上過榮華的日子”

  即使自立,她也有已鋪好的路,她大可接受臺灣、日本的大學邀請,留下來或者出國教書。

  但她拒絕了一切活路,情愿抓住兩岸封鎖的尾巴,回到了新中國大陸。

  無法不對梅娘的抉擇作出揣測,因為早在1945年,國民政府清算“淪陷區”漢奸時。她就因為一本書的緣故,被出任偽職的周作人連帶指控,雖然最終未被起訴,但也算是提前得到“忠告”。

  她應該意識到,作為“淪陷區”的在場者,甚至是華北淪陷區影響力廣泛的女性作家,突然收到無端指控,就意味著這一身份具有危險性與敏感性。

  可惜她就是缺乏了這么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經,否則她應該可以像張愛玲那樣預兆到什么,然后遠走高飛。

  清算——榮耀與失落

  新中國成立后,梅娘在北京當過中學教師,后來調入農業電影制片廠做編劇。

  但短暫的風平浪靜很快迎來了風起潮涌。

  在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下,梅娘是最早的一批被清理出去的人。她首先被認定為“漢奸文人”;1952年在“忠誠老實”運動中又因資本家身世被批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;1955年在肅反中再因歷史復雜被打成“日特漢奸嫌疑”。

  一系列的罪名莫須有,懷疑即是罪狀。

  整她的人質問她,抗日時熱血青年都在往延安走,你不去,反而心安理得地在淪陷區寫小說?不是拿了日本人好處,那又為了什么?

  梅娘倍感委屈,自己曾經營救過革命分子,最不應該有“漢奸文人”這頂帽子。她想辯駁,卻又欲言又止,說多到底都是錯多。她縱然有一百張嘴,也不可能敵得過一幫有思想無頭腦的人。總之,蘸了墨的筆,怎樣都是洗不白了。

  山雨欲來風滿樓,梅娘本已是驚弓之鳥,但1957年開始,才是她悲劇的重頭戲。

  突如其來的湊數,梅娘頭上又多了一頂帽子。這注定是一場疾風迅雨,開除公職,下放勞動,雙管齊下。梅娘的人生瞬間從天堂跌落地獄,困厄在教養所干遍所有臟活、累活、重活。

  然而再苦再累尚可冷暖自知,但在圇圄之外不通音訊的三個兒女,才是她最放心不下的。

  那一年,她的三個孩子,最小的弟弟九歲,最大的女兒柳青也才15歲,中間還有一個身子羸弱的妹妹。

  顯然她一片茫然,每天夜深人靜時,只能流淚禱告,禱告孩子們健康平安等她回來。

  媽媽不在的日子,弟弟早已哭破了喉嚨。15歲的柳青撐起了無主的家,她擦干弟弟的眼淚,告訴他:“以后,姐姐就是媽媽。”

  為了吃飽飯,柳青賣掉了家里能賣的東西,最后剩下的書桌、飯桌也都賣掉,換來的也只是與弟弟妹妹飽一頓饑一頓。

  這樣的日子,妹妹最先頂不住了。

  妹妹病了,沒錢治病,沒錢吃飽,沒有任何營養,病情越來越重,到后來,她的運動神經失調,用勺子往嘴里送飯都送不準。

  妹妹需要人照顧,是年幼的弟弟,還是正在讀中學的柳青?最終社區給出了方案,將她送進了清河療養院——一個收容孤苦老人,生病的、無家可歸的人的地方。

  分離半年,梅娘終于有機會提起筆寫信。

  一切都好,四個字,隱藏了身后的涕淚交加。媽媽想你,輕輕的,釋放了萬千牽掛。

  不知多久,等來了探望的日子,柳青騎著自行車,在泥濘的路上狂奔20里,來到了北苑農場。

  媽媽就在眼前,卻被一張長長的桌子隔得咫尺天涯。她坐在這一頭,媽媽坐在那一頭,只能聽得清說話,卻夠不著對方。

  15分鐘的交談,每一個不安的消息,都使時間漫長得惶恐,又短暫得心慌。

  當聽到妹妹被送進了救濟院,梅娘的眼神,終于是黯淡下來了。

  無論如何,她都要去看看妹妹,她爭取到了。

  那是梅娘最后一次見到小女兒,她帶去了一個大柚子,掰開了,一瓣瓣地喂著給她吃完。

  沒過兩個月,小女兒就病死了。

  柳青是唯一被通知去的人,她最后見到的妹妹,身體是干瘦的,縮得像個六七歲的小孩,臉是青的,眼眶是濕腫的,眼睛再也沒有她的倒影。留給她的,只有無盡的內疚與自責。

“我知道妹妹由于運動神經失調,吃飯時連勺子都放不準到嘴里去。那里的護理人員對她不耐煩,同房間的人也欺負她。我哭得不行,我不能原諒自己,為什么同意把她送到這種地方。我應該輟學,自己照顧她。”

  而得知噩耗的梅娘,她此刻只能在教養所默默遙祭:“是媽媽沒有能力救活你, 媽媽對不起你 , 愿你在另一個世界吃飽穿暖、有病能醫治。”

圖 | 梅娘與三個孩子

  人間——孤獨與親離

  1962年,梅娘患了嚴重的肺結核,允許解除勞教,保外就醫。

  有限的自由是無限的彷徨,剛出來她就成了無業人員,想想怎么掙出兩個孩子的吃喝是緊要問題。

  毋庸置疑的,那個年代,是她作為知識分子最蒼白失血的時刻。為了養活三口之家,她在街頭巷尾串冰糖葫蘆,在北風呼嘯的冬夜里扛冬貯大白菜,在瓢潑大雨的火車站外當腳力,在人來人往的勞動服務站等分配,臟衣服一盆接一盆,洗得她手指發顫。

  沒過幾年,作為從不缺席的“老運動員”,她又要活在管制之下。周遭人都對她嗤之以鼻,畏而遠之。

“只要一出街門,到處都是盯視你的眼睛,盯得你走路都不自在:哪怕是去胡同口的小合作社買把鹽,若湊巧碰上一位根紅苗正又愛突出自己的紅五類,甩過兩句響當當的最高指示來,就能噎得你連舌頭都 不會打轉兒。”

  無奈,她偷偷到離家很遠的地方當保姆,雇主卻警惕地查她背景,她倍感尷尬。自己似乎是自帶嫌疑,無論走到哪兒,都躲不開審視的目光,就連當清潔工去通下水道都要遭人非議,“呀!這人是個知識分子吧,干這活八成是成分......”

  有時她真的恨,恨自己懂點文化,恨自己是資本家的女兒。但一切都是為了兩個孩子,她可以不計較臉面,可以忍受風霜劍雨,但獨獨不可以承受母子決裂之痛。

  梅娘絕沒有想到,自己這邊埋頭苦干,那一邊的小兒子熱情高漲,竟宣布與自己斷絕母子關系,離家出走,跟著大部隊串連去了。直到染上肝炎,病重,折返回家。

  梅娘焦頭爛額,絕不能讓兒子重蹈覆轍小女兒的悲劇,但營養費在哪兒,醫療費在哪兒,活著已經夠不容易了,為什么偏偏還要生病。

  什么女子本弱,什么為母則剛,對于她來說,束手無策是真,竭盡全力也是真,等不到奇跡,這才叫絕望。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小兒子苦撐了幾年,于1972年死去。

  匆匆告別遺體,她又趕在了掏臟水溝的路上,像是一個沒心沒肺的人,只因生活的重壓不允許悲傷有絲毫喘息。

  一家三口,梅娘已經送別了三位,剩下的大女兒柳青是幸運的。高中畢業后,她有幸得到革命作曲家劉熾賞識,有這位“老延安”做擔保,使得柳青在藝術院校的提前招生中“蒙混過關”,順利上了大學。否則以她的出身,絕對與大學無緣,等待她的命運將是在街道工廠當一名默默無聞的女工。

  女兒只要能上大學,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。梅娘又重燃了新一股熱望,她憑著那點厭惡的文化水平,自告奮勇地給街道核對會計帳目,給鄰居的中學子女補習功課,贏得了好人緣,爭取到了一份繡花的活計。

  不論天寒地凍,不論嚴寒酷暑,她總要點著一盞油燈繡到深夜,恍惚中食指不知被刺破幾次,幾十針才能掙一分錢,一小時也只掙一毛錢,但她滿懷感恩,因為目前為止,這是做過最舒適的工作了。

  再苦再累女兒都是她的動力,可以很自豪地說,她從未因為貧窮而剝奪女兒讀書的權利。

  茍延殘喘的生活尚有希望,所以最不能出意外的就是她的收入。

  與此同時,面對愈演愈烈的氣氛,步步升級的行動,她無時無刻都要跟小將們斗智斗勇。但她還是害怕。

  為每一次即將到來的抄家而忐忑不安,被迅雷不及掩耳的猛然推門嚇得魂魄全無,親眼看著舊作被撕碎而瑟瑟發抖,如獲至寶的一份日文報紙問得她百口莫辯。翻箱倒柜過后,目睹揚長而去的私人財產,她呆若木雞,久久驚魂未定。

“我沒有號哭的權利。沒有。說一句悖逆的話,將會招致更加難堪的窘境。”

  腳下滿地狼藉的碎紙,記錄著她生命的輝煌,如今只能搓成煤球,付之一炬。一本從父親家帶出的木刻《元曲選》珍藏已久,奇跡幸存,卻使她徹夜難眠。

“我親手撕碎了這本書,倒上水,團成了我特有的紙煤球。我把珍藏的書也燒了,我和文學的緣分到此為止,上天保佑,能平平安安地做我的繡花女,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”

圖 | 1948年年末在臺灣的梅娘和她的兩個女兒,右上角被剪掉的是丈夫柳龍光

  活在人與人之間才叫人間,此前,梅娘還一直在人間。直到她的世界一片空白,沒有一丁點人味。

“這些紅五類為了自保,不再跟我搭訕。那個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衛組長董金娥,還當著管片民警的面,扇了她那十四歲的兒子兩個嘴巴。因為那少年叫慣了嘴,無意中又叫了我老師,沒有跟我劃清階級界限。”

  但她斷不會想到有一天,跟自己相依為命的女兒,也離她而去,她成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

  因為受不了各種歧視,柳青宣布和媽媽劃清界限。她愈發憎恨別人喊她“狗崽子”,詛咒自己為什么生在這樣的家庭,從此一去不回,杳無音訊。

“和我劃清階級界線、斷絕一切往來。如果說心會碎,那時暗夜中的感覺,確實是心在一塊塊地碎裂、碎裂。”

  這種徹底的眾叛親離等同于家破人亡,為什么要讓一個母親嘗到這種滋味,毫不夸張地說,閻王爺已經擔心她的到來。

  但梅娘對血濃于水的母女情有信心,她相信女兒的離開是暫時的,甚至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。她就是抱著這種僥幸,在漫長的日子里等待。

  果不其然,三年后,柳青回來了。她追悔莫及,措辭嚴厲地批評自己“為了表現自己的‘革命’,不惜先革了自己親人的命”,懇求媽媽原諒。

“我的良知讓我明白,這里沒有解釋,什么解釋都是蒼白的。我已經做了失去人性的事,越找解釋,就截止見人性的殘破和喪失。”

  浪子回頭金不換,世間哪有不原諒孩子的媽媽,再責怪于事無補,女兒的人生還有漫漫歲月,不應抱恨終生。

  梅娘原諒了女兒。

  但她還是怨,怨誰?怨時代沒有這樣的雅量,這么多年過去了,她居然一事無成,毫無作為,所有精力僅僅匍匐在餓不死的路上,成了一個寫滿歲月滄桑的老媽子。再想想當年回來時的遠大抱負,報國初心,真是倍感羞愧。

  “現實嘲笑著我的理想,時間揶揄著我的良知。”這些憋屈她一直無處發泄,直到1978年,她才忍不住,“我不諱言,這一系列的整肅,給我一心報國的初志帶來了多么大的侮辱與傷害。”

  留下——從未離開

  80年代,梅娘由繡花組回到了原來的農業電影制片廠。也正如她所期盼的,女兒沒有成為廠里的女工,而是成為了電視編導,這就足夠欣慰了。

  但在1989年,還是發生了一件捏把汗的事情。

  那年柳青因公出國采訪,卻因故不能按時回國,她所在單位下達通牒:若在限定時間內回不來單位報到,就開除公職,交回住房。

  梅娘緊張了,她不惜花費一分鐘十幾元的電話費到郵局打國際長途,催促女兒歸來,保住工作和房子。

  電話那頭的柳青心有余悸地說,“媽媽,會不會重復您的遭遇呢?我想想吧!”

  最終,柳青選擇了留在美國,靠著自己的打拼,奮斗出了一片天地。在加拿大的幾個地方都有她的別墅,甚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也有自己的海濱別墅。

  母親晚年時,柳青想接她到加拿大頤養天年。

  梅娘去了,但不久,她又回到了北京。她終究是舍不得這片土地,即使這里有悲傷逆流成河的眼淚,有往事不堪回首的記憶,但魂歸故里,落葉歸根,始終是她的夙愿。所謂“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?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……”,莫過于此了吧。

  唏噓她60多歲才過上正常人的日子,卻已是力不從心的年紀。

“如今隨著老之已至,經歷了生命的七災八難,被生活淘洗得酸甜咸五味俱全的心態,仍然豪情未泯,還時不時地冒出憂國憂民的傻氣,甚至‘該出手時就出手’的草莽之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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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梅娘一生的分水嶺,在于丈夫去世。有時會想,如果丈夫沒有罹難,梅娘的人生會不會不一樣。不管另一種人生有多少變幻莫測的事情發生,但起碼她不必融入這一場集體的苦難。

  當然,沒有任何如果的結果。“如果”只是回首往事的感慨,人生本來就是環環相因,處處吊詭。就像當年的張愛玲,如果留下,以她的性格,應該會自殺。

  或許留下是錯的,愚蠢的,或許梅娘沒有張愛玲的覺悟高,但必須承認,她的選擇無愧于國家民族,為此她的生命融入了一段民族史,不必回避,也不必責難,一切向前看。

  最后,相信你我都不禁概嘆梅娘頑強的生命力,她活了96歲。

  幾乎認識梅娘的人都說,“這個老太太命真硬”,這句話不知是夸獎還是驚訝,但希望下一輩子,她要命好,不要命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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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| 梅娘和女兒柳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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